2014-05-30 行游天下
一个小山沟,典型的蕞尔小山沟。陕北黄土高原上,这样的小山沟数不胜数。或因有树,叫杏树沟;或因有泉,叫神泉沟。杨家沟,是因为杨姓。也因为马姓——马氏庄园而闻名。也因此又叫骥村。
陕北地主第一家
这个小山沟很不起眼。像其它的小山沟一样,沟里有一股水流过,四壁是典型的黄土沟壑,半山坡上,坐落着星星点点的几十户人家。村子最先进住的是杨家,就取名杨家沟。若干年后,村子里来了一户姓马的,拖儿带女,行色匆匆。说是从绥德沿无定河上来的,川道里人多,就在米脂城折了个弯,向东沿河上溯。走到杨家沟,儿女们实在走不动了,就停下了脚,拣一孔废旧的窑洞住下来,开始了艰难的生存。
他们的始祖叫马林槐。祖籍地山西永宁州(今离石市)临邑(今临县),明朝万历年末,饥饿相逼,不得不背井离乡,涉过黄河,移居绥德州的马家山。百十年间,日子过得平平,四世孙马云风拖家带口,辗转几经,于康熙末年来到米脂县杨家沟村。那时候,陕北二十三县,地广人稀,还是典型的农耕社会,农民主要靠土地生存。在这种社会格局中,谁拥有土地,谁就是最大的赢家。马云风人活泛,认准了要在土地上做文章。一分钱一分钱地攒,攒够了一亩的钱就先买一亩。他坚信,只要土地姓了马,就会慢慢下蛋,日子就逐渐有了起色。
这是马氏家族淘的第一斗金。又四世孙,马嘉乐。他一改农商并重的祖训,倡导并实践重农抑商,尊崇儒教,亦耕亦读。那个年代,识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,一般的人家想都不敢想,可马嘉乐敢想,他不惜重资,延聘塾师,教习子弟。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马家人物,他昭示着马家基业的真正崛起,并狂妄而自信地自建堂号光裕堂。
再几代人过后,马家迅速崛起,一门二门三门……分门立户,一栋栋庄园拔地而起,敬慈堂、信义堂、光裕堂……堂堂占有几百亩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土地。最大的三户地主,马维新、马瑞堂、马祝年,占地都在千亩以上。马维新(光裕堂)在全盛时期,占地1676晌(每晌合地3.5亩)。到上世纪四十年代,马家占有的土地横跨周边四五个县,有的甚至达及延安地区,累到十八万亩之多。
成为陕北第一村
村因人而名,村也因人而大,杨家沟弥漫着一种蒸蒸向上的盛旺之气,树绿水清,人声鼎沸,住户达到二百四十多家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称:“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。”“陕甘宁边区的杨家沟,以有马光裕堂而闻名陕北。”据他的《晋陕调查文集·米脂杨家沟调查》记载,大的地主五十五户,到土改前夕,已达七十二户,成为一个“地主窝”。
七十二“堂”
杨家沟的地主都姓马,没有一户外姓,而且都是其祖马林槐的子嗣。这一现象别人注意到没有,马家首先注意到了。注意到,就有了想法。想法是,一般来说,村子的名字都是因人因姓而叫的,哪家先定居就是哪家的豁免权,哪家旺盛了哪家就可以掌握冠名权。马家现在已经赫赫到如此地步,还叫杨家沟就有些无视马家的存在。但这些马家的后代因为都接受了一些文化,就有些矜持和理性,就在马家集中的扶风寨另外冠了个“骥村”的雅名。
因此上,这杨家沟就有了两个村名。一般人还习惯地叫杨家沟,马家人尤其那些有一定文化的地主家就叫“骥村”。
骥是马,而且是好马。杨家沟就是好马家后代居住的地方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马氏在山西临县的村庄也名叫骥村。
“骥村”刻在扶风寨的南村门上
杨家沟的地主还有一个不同于陕北一般地主的标志,就是都有堂号。堂号很雅,一般地主是不配的,就像古人有“字”和“号”一样,一般人是不许也不敢这样做的,只有那些有了一定地位和名望的人才能有“字”和“号”这些奢侈的附加名字。如孟子的后人因为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取名“三迁堂”,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因为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,后人取名“半部堂”。
杨家沟的马家地主也是发展到一定地步,到了马嘉乐手上才开始有了堂号的。就这,也是需要相当勇气和胆魄的,他就像一个开国皇帝一样冠起了自己的国号;就像一个挂帅的将军一样擎着自己的帅字旗勇往直前。
堂号叫光裕堂。这个堂号只允许长门长子继承,其余的只能另起堂号。这个堂号自始名后,就一直高居杨家沟榜首,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始终稳稳地挺立在扶风寨的顶尖上,几百年风雨不倒。
有了第一个堂号,也就逐渐地有了第二个第三个。子子孙孙,绵延下来,一共有了七十二个堂号。
这些堂号各具特色,也代表着一个小户族的地主本色,或知书达理,或吝啬抠门……老百姓根据各个堂号的性格,编出了顺口溜:
能打能算衍福堂,瘸子宝贝衍庆堂;
说理说法育仁堂,死牛顶墙义和堂;
有钱不过三多堂,跳天缩地复元堂;
平平和和中正堂,人口兴旺依仁堂;
倒躺不过胜德堂,太阳闪山峻德堂;
骑骡压马裕仁堂,恩德不过育和堂;
瘦人出在余庆堂,冒冒张张育德堂;
大斗小秤宝善堂,眼小不过万镒堂;
婆姨当家承烈堂,球毛鬼胎庆和堂;
……
这些堂各占一片土地,各有一些势力,主宰着方圆几十里人们的命运。他们都是光裕堂的支脉,都是一个马家的子孙。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地盘,各自发展着自己的势力,但遇有大的事项或活动,他们会用一个“马”字自动地组织起来,共同抵御风险或灾难。
同治年间,回民起义延及到陕北,由于清朝统治者故意制造民族矛盾,引起了回汉之间的冲突。民间不了解实情,就习惯叫做“回乱”。这场“乱”让杨家沟地主很是慌乱。如何处乱而不乱、处乱而不惊,马家各堂齐聚众议:马嘉乐之孙马国士倡议修筑扶风寨,得到了各堂的一致附和。寨子以最快的速度建成,并给成年人配备了来复枪、猎枪,还在镇守边寨的左宗棠(陕甘总督)大人的支持下,馈得了火炮数门,各种配置下来,马氏家族的武装力量已相当于一个县制的水平。各堂都吃了一颗定心丸。附近的百姓也都蜂拥般躲进了寨子里。回军的马队根本未把一个村子的土寨放在眼里,肆无忌惮地长驱直进,他们哪肯认真计较去对付这个弹丸小村,发一声喊就冲到寨前,寨子上齐发的火炮直接响在回兵的头上,回兵哪里经受过如此狂炸,訇然作鸟兽散了。寨子安然无恙,一村人连同数村人安然无恙。周边村民专立颂碑“马公次韩德惠碑”,以此彰表。
就是这个寨子,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,又一次发挥了它的强大功能。斯时,陕北开始“闹红”,杨家沟的地主同样遇到了“革命”,红军扬言要杀的地主名单中,都编成了民歌被传唱:
第一杀上马维新,能救多少人。
第二杀上马醒民,土地都能种。
第三杀上七老爷,……
整个杨家沟又一次惶惶然陷入混乱,所有的地主都像防“回乱”一样上了寨子,并由马维新等集体商议,从绥德请来了国民党的一个连队驻扎杨家沟,予以防守。连队整整驻防了两年,其间曾捉拿邻村管家嘴一个叫“恨不动”的红军,并将其处死。
连队所依凭的据点还是这个寨子。红军的冷兵器奈何不了这个寨子的高墙深垒。
亦耕亦读
客观地说,陕北的地主大多数是土豪。他们大都富不过三代,在历史的云烟中转瞬即逝。究其原因,都是土财主,只顾积累资产,疏忽或舍不得投入资产去教化培育子弟,子弟们也就不心疼先人的财产,任意挥霍浪费以致迅速破落。
(马谦卿,米脂县杨家沟人,1926年10月生于米脂县杨家沟村。1932年至1943年,先后在杨家沟扶风小学、榆林女师、米脂中学读书至高中二年级。1939年9月加入青年团,1941年4月加入共产党。1943年至1947年先生在中共米脂县委、印斗区委当秘书,宣传科长。1947年至1964年从事新闻工作17年,曾任《群众日报》、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。1964年至1969年先后在兰州第一毛纺厂任副书记,天水地区、天水市委办公室负责。1978年任甘肃省机关党委副书记。1983年至1988年先后任甘肃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,甘肃新闻出版局局长、党组书记。1988年2月当选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1993年离休。)
不同的是杨家沟的地主,他们从马云风开始,就有了这种千年大计的眼光,不吝文化投资,延请名师西席,课读子孙……子息辈马先进等十人获童生,孙子马裕获授儒林郎,候铨州同(六品)。这在文化稀薄的陕北农村,不啻是一声惊雷,让这块板结的土地透出了缕缕生气,也让那些只顾埋头土地的土财主们目瞪口呆。
更惊奇的是,延续到马嘉乐,先后在村内办起三处私塾,邀请名儒坐馆授徒。为限制子孙赚钱欲望,规定子孙未成年时一概不准过问农事、商事,只准闭门读书。在这个靠农事商事起家的“堂”里,竟然限制子孙打小承继父业祖业而一心“向书”,实在不是一般地主所能达及的。这种眼光的后果就是光裕堂的五子十一孙均有官职品衔,其中正四品两人,从四品两人,从五品三人,因功赏戴花翎者两人,还有知县、主事等。
杨家沟地主家的门额
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清政府废除科举,但马家的私塾没废除。子弟们先入私塾,再入中学大学深造,并有十二人先后出国留学。马师儒留学德国、瑞士,回国后在多所高校任职,著述丰富,成为知名教育家。马晓钟留学日本,归国后任铜川矿务局局长、西北煤田总工程师。
辛亥革命后,马子衡在扶风寨专修石窑六孔,创办私立讲堂。民国四年,私立讲堂改名民办扶风小学,除教国文外,还开设数学、自然等课程。同年,马家子弟马师承回村开办杨家沟女校,民国十七年,女校并入扶风小学,实现男女同校读书。并办起图书馆,购置三棱镜、日光仪、直流电机等教学仪器。
也就是说,自马云风始,马家的课读学堂就再也没有间断过,不管是朝代更迭、世事舛变,马家的家教事业概莫废止。
当时的学费,不是一个小数字。尤其到了中学大学,以至留学,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,每人每年至少要花费上千两银子。按其时的农产品折算,一百斤茄子值一块银元,一斗(40斤)麦子值柒角,一块银元可买200个鸡蛋。在一般的地主眼里,这是多少亩土地的抵押,哪舍得割自己身上的肉。但马家舍得,而且从不含糊,也不打丝毫折扣。在当时文化沙漠的陕北,这种举动是破天荒的,也是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和前瞻千年的眼光的。
果实是丰硕的。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不完全统计,只马家光裕堂一支的后代中,省军级干部3人,厅局级40人,县处级29人;高中级职称55人,大专以上学历138人。优秀者如马豫章,曾担任国务院财办主任。
“开明进步办学堂,英才辈出洋财主。”这是陕北民众对杨家沟马氏家族深刻的文化印象。
文化建筑
文化的熏陶,让这些杨家沟地主的生活方式连同居住上,都明显区别于陕北的土豪。
扶风寨是杨家沟地主的大本营,这个“营”里亦无不包蕴着文化。
扶风寨建在西山上,马家的地主都囊括在这个寨内。寨子建有寨墙、寨门,还建有石坡路、排水沟、水井等。这是经过风水先生反复勘察规划的,有龙眼(南北炮台)、龙角(观星台)、龙嘴(圪凹水井)、九龙口。龙形山寨,暗喻龙子龙孙绵延不绝。扶风寨南北城墙均建为双套城墙,各设两道城门。南城门为“骥村”门和“扶风寨”门。马氏十氏祖马祝龄引用齐桓公筑邺城保卫诸侯的典故亲自撰写对联,挂在寨门上:寨名扶风喜说一方清泰,邺城新熄扫开万里尘封。
扶风寨坐北向南,坐落在状如凤凰翅的龙头凤尾孤山上,也称龙凤山。龙凤山,涧水绕合,三山拱围。山上最高处建有马氏祠堂,马家五十五家地主依次建在山坡上,各个堂号宅院或上或下、或左或右分布,各自独立,自成一体,又通过蹬路相连,相互沟通。蹬路是老石坡路,沿着山体盘旋而上,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圆石盘,是废旧的磨盘。磨盘就像古代的如意和铜钱,寓意金钱铺路、吉祥如意。
窑洞庄园大部分依山而建,背靠大山,负阴抱阳
庄园都是典型的窑洞式,冬暖夏凉,稳固结实。和一般民众不同的是,在整体布局上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的方圆结构——内圆为主的窑洞和外方为辅的四合院形式构架。体式是标准的“明五暗四六厢房”,正面是五间靠阳的正房,位置尊贵,由长者居住;暗四为五间正房的左右略低且隐的各两间窑洞,一般为未婚女子居室;厢房呈东西向直角排列在正窑两侧,左右各三间,是为六厢房,均为已婚儿媳居住。大部分还有倒坐房,既当隐壁,又兼会客。
每一处庄园都在门楼檐下悬有匾额,额上题字者都是达官或名儒,字体遒劲有力。或阳刻,或阴刻。或表示身份地位的像“岁进士”、“大夫第”;或表示激情安详的如“安乐居”、“福禄寿”;也有渲染烘托环境的如“瑞凝斗屋”、“林泉拱秀”……无一家没有匾额,无一家不彰显文化。
彰显文化更甚的,还有两通牌楼,一通是“马公次韩德惠碑”,另一通是“马公子衡德惠碑”。牌楼都非马氏建筑。清光绪三年、二十五年陕北发生大年馑,长年干旱,颗粒无收,杨家沟财主马子衡等马氏族人捐资万缗和部分粮食散济饥民,并设粥厂赈济灾民。年后,周边各村百姓为马子衡义立“马公子衡德惠碑”,记述子衡善举。马家是地主,但他们和穷人的关系并不紧张,村里包括周邻有租佃关系的雇农,都说马家的恩善,这是不容易的。一个地主集中的村落,又能和穷人相处得如此默契,与他们的文化接受是分不开的。两通牌楼是历史的见证。
最为显耀的,还是马醒民后来修筑的“新院”
马醒民是光裕堂的四世孙,以字名,本名马筑平。毕业于同济大学,留学日本,学的是土木建筑。后因病归里,担任家族学校校长。1929年,他亲自设计,动工修建“新院”。这一年,是陕北历史上有名的“民国十八年”,连年干旱,饿殍遍野。马醒民在这一年动工,其意是以工代赈,救济灾民。他专门延请风水先生马聚财选择在扶风寨西上方,一线排开九个自然生成的土梁峁上动土修建“新院”。风水先生说,这是九条龙脊,“新院”犹如九龙托起,后辈定会飞黄腾达。但九龙太硬,只有皇帝才能服得住,建议只跨八个龙脊(八个土梁峁)。马醒民采纳建议,开始实施他的中西合璧建筑理念。
他的理念很新锐,也很传统,在大的设计格局上,他采用了“山”字形构架,即三关两套,三面突出,两面缩进,寓意家业“稳如泰山”。三套一体的建筑中,中间突出的三孔为西方教堂式风格,寄托主人对神的崇敬;左面缩进去的三孔为日式风格,是主人留学日本的记忆;右边缩进去的三孔为陕北窑洞建筑,喻示主人的根在中国陕北。屋面上设置了八根通天柱,接天通地,天地一体。屋檐上,龙头螭虎,精雕细琢。马醒民亲自题额“新院”,含喻一新皆万新,新的建筑,新的风貌,新的起点。它的“新”,还在于是中西合璧的唯一建筑体式,陕北唯一,中国唯一,世界唯一。那才是真正的“新”。还有一语双关自己的“醒”和“新”的谐音,他已经明显意识到了社会的巨大变革,在变革面前,他觉醒自定,要做一个新社会的新公民。
“真龙”再现
马醒民是一个预言家,预见了新社会的诞生;马醒民又是一个后预言家,自责自己预见的迟钝。1961年,马醒民去世时,曾对他的女儿说:“我要是知道毛主席会住我建造的房子,我就不听风水先生马聚财的劝告,一定要安上那第九个龙头,那是真龙呀。”1947年11月22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领代号为“亚洲部”的中共中央前委机关和解放军总部600多人来到杨家沟。走到扶风寨门前,凝视良久,不禁赞叹:“这窑洞和村寨整齐、漂亮,还是新的。杨家沟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毛泽东、周恩来被安排住进“新院”,主席又一次赞叹:“这是一个既懂军事又懂建筑的专家。”从1947年11月22日至1948年3月21日,毛泽东在“新院”中间的三孔教堂式窑洞里一共住了四个月零两天,住得很舒心。这个洗惯了澡的湖南汉子,没想到在这偏僻的小山村里还能洗到热水澡,而且还有地暖。连墙面抹的泥都很讲究,是用河里的礓石粉碎和纸浆、糯米粥、沙石等调和反复打磨成的,好看且耐用。连同一贯娇气爱挑剔的江青,都对这个院子很满意,一向阴沉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。这也是毛泽东转战陕北以来,居住条件最好、办公最宽敞的一个地方。“新院”位置高,眼界开阔,晚上写文章累了,主席常会走出窑洞,凝视远方,怅然苍茫。
其他财主宅院里,也都住进了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。有的堂院,竟住四位首长,张闻天、任弼时、胡乔木、陆定一就共住在一个大院里。
这是不平凡的四个月,在这里,召开了著名的“十二月会议”,各位老总从各个战场匆匆赶往杨家沟,他们有彭德怀、林伯渠、叶剑英、贺龙、陈毅、陆定一、习仲勋等20多人。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。他用浓重的湖南方言说:“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,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,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,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,这是一场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,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。”从此,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加快,“曙光就在前面”。毛主席用他习惯的姿势,向前方劈力挥起他的巨掌。
新院
会议期间,12月26日,适逢毛泽东54岁生日,与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纷纷对毛泽东说:“我们正赶上吃你的寿面了。”主席风趣地说:“寿面并不能使人长寿啊!吃不吃无所谓哟。”大伙说:“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了,全国进入反攻阶段,应该庆祝这一胜利,顺便为你祝寿。”毛泽东打趣地说:“别开心了,延安都丢了,还做什么寿呢?”主席扳着指头,对大伙讲了他的理由:“第一,眼下,群众和部队还缺粮吃。我们不能忘掉群众疾苦,破费东西搞祝寿嘛。第二,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,都要带头搞移风易俗。大家把祝寿的心事和精力用到革命事业上多好哇!”说完,主席严肃地宣布了两条规定:一、不准中央机关为他的生日请客吃饭;二、不许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。周恩来同志接着说:“主席说得对啊……”这天晚饭时,工作人员把李讷接来了,毛泽东没有反对,因为有了孩子,比平时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吃饭要热闹一些。
1948年春节,正月初一,伏案疾写的毛主席听见窑洞外响起一片锣鼓声,放下笔走出院子。是村里的秧歌队给主席拜年来了。毛泽东、周恩来情不自禁地加入秧歌队,扭起大秧歌,任弼时也从窑洞里拿出二胡在一旁助兴。
1948年3月21日,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。这时的中国格局,已经明显偏转了共产党,主席脸上的红润也明显增加。他没有骑马,从扶风寨的石道上一步步走下来,和送行的乡亲们一直走到村口,握手道别时,眼圈有点红,深情地说:“杨家沟是个好地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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